〈民視論壇〉譚偉恩-民主之盾》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馬前總統卸任後的任務和使命
文/譚偉恩
相較於近日佔據媒體版面的馬英九先生,很多人可能忘記他在任職黨主席時曾讓國民黨於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慘敗。論及領袖的特質與器度,馬先生相當重視生活紀律與時間管理,是個節儉並拘泥細節的人。他在任職我國元首的八年中,大量以個性拘謹的學者或文官作為其行政團隊的骨幹,高度反應出「無友不如己者」的用人偏好。學者石之瑜教授曾撰文指出,天下無完人,若在位者取士只以類己為據,恐形成有小德無大用的類群。而馬先生在其第二任總統期間此情況特別明顯,以致不問中央或地方需要何種人材,過度拔擢類己之人,讓當時的政府與國民黨和台灣人民的需要漸形漸遠。

物換星移,時光飛逝。十年後(2024)他在總統大選的造勢活動上公開批評不同政黨的候選人賴清德「是非不分、有錯不改、違法濫權、雙重標準、硬拗到底」,因此不適格。然而,從馬先生作為國家元首的用人風格,到其卸任後的言行舉措,筆者個人觀察到的是馬先生的自我中心、尊己卑人和氣充志驕。
首先,在其個人基金會的官方網頁上有一則影音紀實的資訊,特別強調馬先生在2008年3月22日當選我國第12任總統時,美國白宮向其發生賀電,提及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在這一則紀實資訊中,馬先生似乎全然遺忘若非2008年以前許多人的努力,台灣如何向國際社會展現自己的民主果實,進而獲得美方肯定?馬先生將美國官方的賀電內容盡數化約成是「自己一人當選的成就」,這不僅僅是邏輯推論上的分析能力不嚴謹,更是高度自我本位性格的外露。
其次,馬先生卸任之後不只一次公開批評過民進黨政府讓台灣的民主倒退;然而,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關於台灣民主情況的報告,自2000年以來,我們國家充滿活力(vibrant)和競爭力的(competitive)的民主制度讓定期且平的權力輪替得以實現,且對公民自由的保護是穩健的(robust)。台灣真正面臨的挑戰是 防止移工受到剝削的制度性保障不足,以及持續受到北京當局對在政策制定、媒體和民主基礎層面的干擾。清楚可見,台灣的民主從馬先生任職總統以來至今(已逾16年)一直表現良好,並獲得外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高度肯定,完全與馬先生批評的情況迥異;相反地,真正對台灣民主構成負面影響的北京卻成為馬先生過去兩年來三度造訪與醉心合作之對象。
第三,或許因為自己擁有世界名校的學歷,馬先生似乎喜歡訴諸權威(authority)。他在自己基金會的網站上曾引用兩位哈佛大學教授(Steven Levitskyk與Daniel Ziblatt)在2018年出版的專書,作為批評民進黨政府及前總統蔡英文女士的依據。然而,這本「論民主之死」的學術著作是兩位美籍學者對其國家民主倒退的憂慮之作(導言第二段)。書中核心主張是當殺死民主的威權是來自合於憲法的選舉,而非軍事將領的非法政變時,無疑是一種矛盾的悲劇。然而,作者們認為有兩個不成文的民主規則可以強化憲法,讓民主制度具有韌性;一是對異己的包容,一是對制度性權力的自我節制。本書很明確地指出,這兩個規則適用於所有的政治人物,無論是在野或執政。職是之故,馬先生在引用上開書籍時是斷章取義,用訴諸西方知識權威的方式蒙騙不特定的受眾。由於這則資訊長時間刊載於網路上,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等同是在散佈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讓接收者產生偏狹或不完全的認知,從而形成有瑕疵的判斷。
從以上三點觀之,馬先生無論是在作為國家領袖的任人思維上,還是在卸任後提出個人的政治論述上,都沒有展現器度上的宏觀格局與思想上的洞見邏輯。這點恰好可由他昨日的發言再次得到印證。馬先生和其基金會「大九學堂」的學員昨天傍晚自大陸地區搭機返國,在機場受訪時表示,基金會『只是』一個民間團體,為了台灣百姓的福祉,會繼續努力,推動兩岸交流,促進兩岸的和平穩定。然而,「馬英九基金會」並不只是一個民間團體,而是有他個人卸任國家元首光環加持的財團法人。若他不是倚仗昔日曾為台灣民選行政首長之光環,如何能受到北京當局特殊的禮遇和兩岸媒體不成比例的關注?這種消費台灣之後又完全數典忘祖的行徑和他當年前往湘潭祖墳祭拜之言行相比,著實判若兩人。
在民主的台灣,卸任元首不但享有豐厚的經濟與生活上禮遇,還可以自由地在國內或國外從事自己有興趣之活動。但相較於其它民主國家的卸任元首,馬先生近兩年的行為恐怕有失允當。內閣制的日本,行政元首卸任後沒有任何的禮遇,而許多總統制的民主國家元首(例如美國與英國)在下台後,均過著低調平實的生活,不再對國家政策發表公開評論或個人觀點。所以,馬先生如今「不在其位」,但仍「思謀其政」的作為應該要格外的謹慎,特別是其接觸的對象是在法律上根本否定中華民國政府合法性的北京當局,也是在軍事上從來不曾放棄過武力犯台的威權共產政體。
馬英九基金會的成立宗旨是「為國家找出正確方向」,進而「擘劃出確切可行的政策路線」(可詳見其網站)。但誠如馬先生親自所言,基金會是一個民間團體,豈能是一個適格擘劃政策路線的機構呢?若馬先生對自己任職總統期間未能知人善任,以致沒有將台灣治理好而感到虧欠,實不宜在卸任後以成立基金會的方式,濫用其曾為國家元首的身分,來干擾現任政府的行政。毋寧,與其穿著非台灣品牌的「波司登」羽絨外套,將自己偽裝成和「中國化」高度融合,卻實質上是利用我國卸任元首的光環以換取個人最大的利益,馬先生應做的是善用基金會的資源與人力來籌辦一些高質量的研討活動,釐清推動兩岸交流是否為促進兩岸和平穩定之必要條件,或至少做出一些資訊可靠有信度的分析報告,建議政府推動什麼樣的交流可以有助於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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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政所教授
責任編輯/林哲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