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域外管轄與跨境鎮壓風險

《民促法》是中共法律戰的一環，其欲以國內法將境外個人、組織及其行為納入規範，並據此主張域外管轄權；惟此主張之合法性仍須依國際法的管轄原則判斷。域外管轄與跨境鎮壓亦屬不同層次：前者涉及法律能否適用於境外人員或行為；後者則是國家或其代理人跨越國界壓制與介入手段。

域外管轄的國際法界線

《民促法》第63條規定，境外組織或個人若「破壞民族團結進步」或「製造民族分裂」，將依法追究責任，明文將境外主體及其行為納入規範。惟相關概念欠缺明確定義，致其適用範圍難以預見，並為選擇性適用留下空間。第44條更提及「台灣同胞聯誼會」，反映北京試圖將台灣納入其民族治理及國內法秩序。

國家管轄權原則上限於其領土內。從國際法角度觀之，應區分「規範管轄」與「執行管轄」，規範管轄有可能域外適用，惟仍須有連結基礎，例如行為人或被害人之國籍等。而中共則可能援引保護原則（protective principle），主張境外「分裂行為」危害其國家安全。然而，該原則主要適用於間諜、偽造通貨或顛覆政府等直接威脅國家根本利益的犯罪，「破壞民族團結」是否能擴張至境外政治言論，並足以支持域外管轄的國家安全威脅，存有高度爭議。

執行管轄則受到嚴格的領土限制，一國不得未經他國同意，在其境內調查、逮捕或行使其他強制權力；但發布通緝，或提出引渡及司法互助請求，尚不等同於在他國境內執法。是否採取逮捕、移交或其他措施，仍由被請求國依其國內法、雙重犯罪原則及人權義務決定。

從域外管轄到跨境鎮壓

《民促法》進一步的危險，在於其可能成為中共跨境鎮壓的法律基礎，為通緝、入境逮捕、引渡請求及其他限制措施提供依據。該法亦可能與《反分裂國家法》及國安法制相互配合，使執法機關得依行為人身分、所在地及活動內容選擇不同法律工具，其風險可能沿旅行、出版、商業、數位平台及司法合作網絡向外傳導。亦即，中共無須直接在他國境內逮捕目標，只要透過監控、通緝、家屬及經濟利益施壓，或製造入境風險，即可能促使境外人士自我審查。

今年7月15日，《民促法》施行僅兩週，香港國安處即搜查兩間書店，拘捕5人並查扣包括台灣出版品《唯紅花綻放》在內的書籍。該案雖適用香港國安法制，但其時間點與內容，極可能反映《民促法》與既有國安規範疊加、向境外延伸的風險。合法出版品一旦被賦予「煽動」或「破壞民族團結」等標籤，可能反向影響作者、出版社及通路，形成法律外溢與寒蟬效應；若再被用於通緝、威嚇或限制境外人士，即可能構成跨境鎮壓，並危及地主國的主權、民主制度與國家安全。

對我國的風險與因應

對我國而言，該法的風險不限於明確主張台獨者。主張維持現狀、反對武力統一，甚至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都可能被解讀為「製造民族分裂」。經常往返中港澳，或在第三國從事研究、媒體及倡議工作者，尤其可能因此自我審查。

建議我國可參考歐盟作法，建立跨境鎮壓的定義、通報及資料蒐集機制，加強跨機關協調與執法人員訓練；同時盤點與中共具有引渡、遣返或司法互助關係的高風險國家，防止相關機制遭到濫用。需要防範的，不僅是《民促法》本身，而是中共如何將其與既有國安法制及跨境網絡結合，轉化為對台灣及國際社會的政治威懾。

※作者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轉載，全文連結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