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視論壇〉《出入境規定》背後的訊號：北京安全化政策與國人赴陸風險

文／國立中興大學國政所　譚偉恩教授

北京當局將於下個月15日正式施行《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以下簡稱《出/入境規定》），中共官方文宣上反覆強調這個《規定》旨在「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而台灣在野黨也不乏有人附和陸方行政機關之論述，並質疑或批判我國政府對國人前往大陸地區發佈安全警示是在製造交流障礙與進行愚民宣傳。

對此，國人實有必要認真思考一下，當某天自己所隸屬的群體或組織面對來自外部的重大安全威脅時，群體或組織會變得更加團結，以抵抗外患；還是陷入分歧與對立？國際舞台上，有一些國家或政治實體的處境類似於我們台灣（例如：巴勒斯坦、愛沙尼亞），它們因應重大外部安全威脅的齊心一致，或許值得台灣借鏡。

中共在習近平主政之下，不斷推動各種「安全化」政策，特別是將國家安全巧妙地與政黨安全、政權安全混同，進而用特定政策掌控社會流動（從資金、資訊到人員）。這種利用法律外衣與行政公權，對域內境外異議人士進行掃盪的治理，非常值得各國留心，因為它會對不少國家造成實際侵害，但過程卻不易顯現且手段遊走在合法與非法之灰色地帶。同樣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為什麼明明北京當局是透過法律或法律授權之行政命令來進行治理，卻讓許多國家的政府對之感到反感或恐懼？答案恐怕已無法再從威權政體的角度獲得全面解釋，而是必須意識到習近平長年推動體制個人化與權力一把抓之後，整個共產黨的官僚體系為了投其個人所好，形成「報喜不報憂」的治理文化。這樣的文化正充斥於中共入部，導致習近平長期陷入資訊缺口，即他很難在第一時間知道大陸的民間社會哪裡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導致問題的真正成果是什麼？

在上述情況下，習近平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把手中的法律韁繩拉緊，對於所有他主觀上認為會產生風險的「流動」，包括資金、資訊、人員等，全面定性為威脅或風險，然後採取各種「安全化」措施來鞏固自己的執政。然而，明眼人都知道，這樣的治理思維只會讓問題越來越糟，並且反向侵蝕北京過去積攢的經濟家底。詳言之，當中國經濟成長速率放緩、地方債務危機升高、青年就業率難有起色，以及人口結構快速老年化時，過去共產黨可以拿來說嘴的「經濟牌」，已再難發揮安撫百姓的效果。習近平意識到這一點，但並沒有選擇對症（經濟問題）下藥，而是透過捏造（或製造）外部與內部的「安全威脅」（例如：美國霸權干預、西方間諜活動、域內境外的國家分裂分子），將行政權漸漸收攏在以自己為核心的小圈圈政治，並形塑自己強勢領導的人設與國際形象。

諷刺的是，當習近平成功自我擴權和剷除大量異己之後，他個人權力的達峰也同時破壞了中共內部派系之平衡。更糟且危險的是，習近平大量清除對自己有威脅的共黨內部派系後，不是大力去培植「習家軍」，使之成為中共內部的主導勢力，而是開始對習家軍內部進行嚴荷的忠誠度測試。然而，當威權領袖越想清除異己和建立權威的絕對性，就越難判斷下屬或親信是「真忠心」還是「假赤誠」。職是之故，惡性循環又再一次被開啟，原本只對民間進行的高壓管制，開始擴延到對共黨體制內的教師、國企員工、中高階官員等等，試圖防範這些體制內的菁英密謀、用腳投票，或將個人資產轉移海外。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的勢力也在幾回合的肅清運動後，出現避險式躺平與「層層請示」的現象。儘管這並不等同軍官抗命或部隊怠工，但從近兩年解放軍兵力調動到戰術安排的規劃來看，軍方將領的專業判斷空間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層層請示中央軍委。

從上述幾個面向的討論可知，北京當局正陷入治理困境。習政權越想把檯面上的問題解決，反而越是製造更多難以處理的檯面下問題。但令人不解的是，台灣內部對於中共這個既客觀又真切存在的外部威脅，不僅沒有形成槍口一致向外的國內共識，反而還不時出現詠讚、認同、附和北京當局的聲音。這裡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台灣人反思：首先，當北京決策者在治理思維上已出現明顯偏差的時候，過去的兩岸交流模式是否需要加以調整？台灣與大陸地區在地理上高度毗鄰，數十年累積下來的經貿互動與人員往來，讓「交流」不可能一夕歸零。因此，無論何黨執政，相信台灣都不可能完全不與對岸交流，但交流的時空背景如果出現明顯差異，交流的方向與心態就應該與時俱進，做出相應調整。如果把保護台灣人赴陸的警告、提醒或必要政策抹黑為「交流障礙」，既無助於台灣在交流過程中獲得好處，還反易使赴陸交流或觀光的國人承擔不必要之安全風險。第二，兩岸當局哪一方落實了對交流人員的安全保障？截至今年6月，陸籍人士來我國者已逾30萬人次（專業商務交流核准率逾七成），他/她們在台期間享有完整的法律保障，毋需擔心自己的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與台灣主流偏好有所不同，就被盤查羈押。對比之下，台灣人赴陸，面臨一定程度的人身安全風險，從失聯、失蹤到不明原因的扣留事件，一直層出不窮的發生，而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與下個月的《出/入境規定》相繼施行之後，可以預見台灣人前往大陸與港澳地區的人身安全風險，將變得更高。

綜上所述，兩岸交流因為北京當局在治理思維上的重大轉變，還有相關政策加諸之具體風險，讓執政黨有必要加以重新思考如何以更加安全的方式讓對兩岸交流有需求的個人或組織能繼續順利往返中國大陸。但與此同時，在野黨本於民主的問責、決策之理性和政黨政治素養，不能將國人赴陸的安危視為兒戲，或扭曲事實、斷章取義、倒果為因，用移花接木或似是而非之敘事，誤導國人視聽，使大眾對赴陸交流的風險管理不以為意，最終淪為北京「安全化」政策的狙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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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立中興大學國政所　譚偉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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